作者：浙商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李超

內容摘要

民生福祉：重點解決發展“不充分不平衡”問題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們認為，解決“不充分不平衡”問題是未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方向，增進民生福祉是十四五規劃的重要話題，建議增加調查失業率、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城鎮老舊小區改造等規劃目標。

經濟發展：與GDP相關的目標建議取消設定，更側重質量和結構

我們建議十四五期間“經濟發展”部分取消與GDP相關的目標設定，應著重強調“質量”和“結構”，建議選取以下指標設定目標值：“三新”經濟增加值占GDP比重、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城鎮化率、直接融資比重及資本化率。“三新”占比2019年數值為16.3%，建議2025年目標為17.5%；戰略性新興產業占比2019年為11.5%，建議2025年目標為17%；常住人口城鎮化率2019年為60.6%，建議2025年目標為65%，戶籍人口城鎮化率2019年為44.4%，建議2025年目標為50%；直接融資占比2019年為12.2%，建議目標值為25%；股市市值占GDP比重2019年為59.8%，建議目標值為80%，非金融企業股票融資占GDP比重2019年為7.4%，建議目標值為8.5%。

科技創新：科技發展是十四五增長動力的重要引擎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而科技發展將是我國實現這一轉變、轉換增長動力的重要引擎。我們建議在十四五規劃中將R&；D投入強度、基礎研究強度、每萬人口發明專利量、科技進步貢獻率和數字產業增加值作為衡量科技領域發展目標的重要維度。其中前三者主要衡量我國在科技研發等原動力領域的投入強度及產出成果，后二者主要衡量我國對于科技創新成果的轉化能力。

資源生態：可持續發展仍將是十四五規劃的重點安排

經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增長模式也從粗放式向包容式可持續發展的方向演進，資源環境改善和生態文明建設愈加重要。進入十四五階段，國土開發、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仍將是五年規劃的重點安排，參考日本高質量發展的演進歷程和生態文明建設經驗，我們建議將循環經濟作為十四五規劃的目標之一。

防控風險：建議關注宏觀杠桿率及糧食能源安全

2017年十九大報告強調“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三大攻堅戰首次提出，我們建議除了經濟發展和民生福祉等指標設定，十四五期間應更關注防控風險，設置相關預期性指標。除了宏觀杠桿率外，保糧食能源安全居于“六保”之列，建議重點關注。據BIS數據，我國宏觀杠桿率2019年為258.7%，建議2025年目標值為280%；糧食安全方面，人均糧食占有量2019年為474.9公斤，建議2025年目標為480公斤，谷物自給率2019年高于95%，建議2025年目標為維持95%以上；能源自給率2019年為81.7%，建議2025年目標值為85%，隨著能源戰略深化，對能源安全較十三五可提出更高要求。

風險提示

新冠病毒變異導致疫情再次爆發；中美摩擦超預期變化

目 / 錄

正 文

十四五民生福祉規劃目標

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們認為，解決“不充分不平衡”問題是未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方向，增進民生福祉、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將成為十四五規劃的重要話題，“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民生目標都應當在十四五規劃報告中提及。

就業與收入

就業是民生之本，收入乃民生之源，就業與收入是民生福祉的核心變量。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充分的就業是經濟發展的關鍵要素，亦是社會穩定的重要保障。在經濟增長目標逐漸弱化的大背景下，“充分就業”應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目標之一，原因有以下三點：

其一，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本來就是一體兩面，目前我國經濟已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而充分就業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海外發達國家往往更加重視就業情況，失業率是其政府宏觀調控錨定的關鍵變量之一。

其二，“人民生活更為寬裕，中等收入群體比例明顯提高”寫入十九大報告中，作為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之一。工資性收入是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經濟來源，充分就業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前提條件。

其三，由于疫情發展和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較大，今年兩會未設置具體的經濟增長目標，而是“六穩”“六保”作為工作的著力點，其中“六穩”首穩就業，“六保”首保就業。展望十四五時期，在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下，國際關系和外貿形勢依然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因此不設經濟增長目標轉而重視就業體現了實事求是的思想。

我們認為，十四五時期，“充分就業”方面可以設置兩大重要指標，一個是城鎮新增就業人數，另外一個是調查失業率。

城鎮新增就業人數

城鎮新增就業人數等于本期新就業人數減去本期自然減員，主要用于衡量城鎮創造就業崗位和提供就業服務的能力。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城鎮化正在持續推進，每年都有大量新增勞動力進入城鎮就業市場。自從“九五計劃”提出五年新增4000萬城鎮就業以來，城鎮新增就業人數的目標從未缺席。我們建議十四五期間目標與十三五一致，即五年累計城鎮新增就業5000萬人。

調查失業率

除了城鎮新增就業人數之外，調查失業率也是體現“充分就業”的重要數據。城鎮新增就業人數更關注做“加法”，只考慮有多少人加入了城鎮勞動力市場，對失業端的情況有所忽略，若要全面描述就業情況，調查失業率是更加應該關注的數據。我們認為，5.5%~6.0%的調查失業率可以寫入十四五規劃的工作目標。

九五至十二五期間，中央主要采用城鎮登記失業率作為目標，但由于登記失業率：（1）需要失業人口主動登記（2）不統計非城鎮戶籍的勞動力，因此不能體現實際的失業壓力。十三五規劃中，登記失業率目標并未提及。

2015年6月26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于印發進一步做好新形勢下就業創業工作重點任務分工方案的通知》稱，“把穩定和擴大就業作為經濟運行合理區間的下限，將城鎮新增就業、調查失業率作為宏觀調控重要指標”，首次提出要將調查失業率作為宏觀調控目標。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及了“城鎮調查失業率5.5%”的目標，2019、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也將城鎮調查失業率作為重要的工作目標，該指標已成為描述就業情況的核心指標，十四五時期及以后，“調查失業率”指標的重要性可能超過“GDP增速”。

作為發展中國家，5.5%以內的調查失業率是就業相對充分的重要指標依據。根據國際勞工組織數據顯示，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平均失業水平為5.5%，而我國自2013年開始公布調查失業率（盡管不連續）以來一直低于該水平。因此2018、2019年我國調查失業率目標均設為5.5%。

我們根據之前年度登記失業率的數據用調整系數法推算往年的調查失業率數據，發現2000年后失業率最高點為遭遇次貸危機之后的2009年，約為5.5%，由于登記失業率不統計非城鎮戶籍員工的失業情況，因此5.5%的估算值有可能低估了08年大量農民工返鄉的真實情況。2020年遭遇新冠疫情沖擊，周期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壓力疊加，調查失業率走高（今年1-7月平均為5.8%），政府工作目標也從5.5%上調至6.0%。

展望十四五，經濟社會發展的不確定性因素仍然存在，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我國經濟同樣處在高速發展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階段，潛在增速相比十三五期間將有所下降，創造就業崗位的速率趨緩。因此，從實事求是角度出發，建議十四五時期調查失業率目標設置為5.5~6.0%。

居民可支配收入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過40余年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國家、企業、個人的收入分配關系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八五計劃（1991-1995）中曾明確表示，“實際工資總額的增長不能高于國民收入的增長，實際平均收入的提高不能超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直到十二五規劃（2011-2015）調整為“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國富”逐漸向到“民強”切換。

展望十四五，雖然經濟增長目標可能被弱化，但居民收入持續增長的愿景不會變，應至少保持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

中等收入群體規模

“人民生活更為寬裕，中等收入群體比例明顯提高”是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之一，但中等收入群體的概念較為寬泛，一直以來并未明確。2019年1月21日，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在新聞發布會時指出，中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最具成長性的中等收入群體，國家統計局內部測算，2017年中等收入群體已經超過4億人，根據統計局的口徑，家庭收入為10~50萬元的群體稱為中等收入群體。2020年5月23日，習總書記在政協聯組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時提到中國“有包括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在內的14億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規模內需市場”，這表明中等收入群體的概念基本確定。

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持續擴大，將最大程度地釋放我國作為全球最大消費市場的發展潛力，解決增長所需的內生動力不足等一系列結構性問題，有序推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注入更多活力。劉世錦、李稻葵等經濟學家陸續建議實施“中等收入群體倍增計劃”，用10-15年的時間推動中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翻一番。我們建議，十四五期間可以制定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增加至少1億人的目標。

教育

根據《中國教育現代2035》，2035年主要發展目標是：建成服務全民終身學習的現代教育體系、普及有質量的學前教育、實現優質均衡的義務教育、全面普及高中階段教育、職業教育服務能力顯著提升、高等教育競爭力明顯提升、殘疾兒童少年享有適合的教育、形成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教育治理新格局。

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指的是16-59周歲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一個體現國家人力資本的綜合性指標。我們認為，十四五階段可以進一步提高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目標，由2020年10.87年提高至11.4年。

養老與醫療

養老和醫療是民生保障體系兩大長期建設目標。目前，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已超過90%，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已超過95%，基本實現了法定人員全覆蓋。目前，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程度持續加深。根據中國發展基金會的測算，2020年中國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約有1.8億，約占總人口的13%；2025年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將超過2.1億，占總人口數的約15%。我們認為，應對人口老齡化，十四五期間應當重視養老和醫療方面的目標規劃。

養老

養老方面，十三五期間我們的目標是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由82%提高至90%，根據我們測算，目前參保率已接近93%，基本實現全民“廣覆蓋、保基本”。但目前我國養老保險體現過度依賴第一支柱，個人養老金發展較慢。

我們認為，十四五階段可以增加“第三支柱”指標。2020年1月11日，銀保監會副主席黃洪建議“從國家重點發展戰略的高度謀劃第三支柱養老金的發展，把這項工作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當中”。2020年1月23日，銀保監會等13個部門聯合發布保險業綱領性文件——《關于促進社會服務領域商業保險發展的意見》（銀保監發〔2020〕4號），提出加快發展商業養老保險，并明確了“力爭到2025年，商業保險為參保人積累不低于6萬億元養老保險責任準備金”的發展目標。

醫療

醫療方面可以考慮兩類指標，一是持續提高醫保覆蓋水平，二是持續提高醫療服務水平。

醫保覆蓋方面，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已超過95%，基本實現了法定人員全覆蓋，十四五期間可以考慮全面提升醫療保障的力度，如降低個人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即降低患者看病時個人費用的占比，提升醫保的覆蓋范圍和報銷力度。2019年個人衛生支出占比為28.36%，而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提出2030年占比降至25%左右，年均目標降低約0.3%，建議2025年的目標可以定在26.5%左右。

醫療服務水平持續提升，建議將每千人執業（助理）醫師數提高至3.5人。

人均預期壽命

人均預期壽命方面，十三五規劃提出的77.3歲已基本達成。《“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中提出，到2030年全國人均預期壽命達到79歲，我們認為十四五時期目標可以設定為5年累計增加0.8~1歲達到78.3~78.5歲。

扶貧

十三五規劃要求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全面脫貧，根據現有情況看，全面脫貧目標大概率實現。展望十四五，解決收入差距大、發展不均衡等問題，依然需要對扶貧工作有足夠的重視。

我們建議可以進一步提高貧困標準，在新的標準下實現全面脫貧。現行標準為2011年不變價人均2300元/年，根據物價指數外推，2020年約為2800~2900元；國家扶貧辦披露，2019年實際認定標準為3218元。扶貧辦主任劉永富曾多次公開表示，到2020年脫貧收入要達到4000元。

居住

“住有所居”歷來也是五年規劃的重點之一，十五期間提出提高城鎮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積，十二五期間提出建設3600萬套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十三五期間提出實施2000萬套城鎮棚戶區住房改造。

我們認為，堅持“房住不炒”的大背景下，十四五期間提出新增建設目標的概率較小，城鎮老舊小區改造可以成為居住環境改善的重點目標。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全面推進城鎮老舊小區改造工作的指導意見》中提出，到“十四五”期末，結合各地實際，力爭基本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需改造城鎮老舊小區改造任務。摸底調查顯示，全國2000年底以前建成的老舊小區大概是22萬個，涉及的居民近3900萬戶，2020年啟動改造的約有700萬戶。加上部分2000年以后建成的老舊小區，“十四五”期間可以設置完成改造3500萬戶的目標。

十四五經濟發展規劃目標

自“十二五”規劃起，五年規劃開始制定“經濟發展”類指標目標值，十二五期間選取國內生產總值、服務業增加值比重及城鎮化率，十三五期間選取國內生產總值、全員勞動生產率、城鎮化率（細分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及服務業增加值比重。

我們建議十四五期間“經濟發展”部分取消與GDP相關的目標設定。習近平主席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到“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型的過程中，對經濟增速的追求將逐漸弱化，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也沒有設定具體的經濟增長目標，而是以保障就業、抓好“六保”作為今年工作的著力點。因此我們建議十四五期間不設置經濟增長目標，包括國內生產總值（GDP）絕對值及增速目標及可間接倒推出經濟增長規模的全員勞動生產率指標。

另外，建議服務業增加值比重也取消設定。首先，“十三五”期間該項目標完成難度較大，截至2019年，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53.9%，較2015年增加3.14個百分點，距離十三五規劃目標值56%還有較大距離，疊加疫情對服務業的沖擊，可以預見該項指標基本無法完成目標。其次，十九大報告強調“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我們認為發展高端制造業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由破到立轉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核心，將是未來幾年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重點，而對服務業的側重則相對轉弱。

建議經濟發展指標體系重點強調“質量”和“結構”。2020年7月30日政治局會議指出，推動“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把新發展理念貫穿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加強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戰略性布局、整體性推進，實現發展規模、速度、質量、結構、效益、安全相統一。我們認為，十四五期間“經濟發展”目標應著重強調“質量”和“結構”，從供給側生產要素出發選取指標，建議選取以下指標設定目標值：“三新”經濟增加值占GDP比重、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城鎮化率、直接融資比重及資本化率，分別對應全要素生產率、勞動力、資本等核心供給側要素。

“三新”經濟增加值占GDP比重

可以使用“三新”經濟增加值占GDP比重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衡量我國的高質量發展水平。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為全面監測我國新興經濟發展變動情況，促進社會各界更加全面客觀認識我國“三新”經濟良好的整體發展態勢，以及在加快新舊動能轉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國家統計局于2018年底首次發布了“三新”經濟增加值數據。

“三新”經濟是以新產業(155.53 -0.30%,診股)、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為核心內容的經濟活動的集合。“三新”經濟增加值衡量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從事“三新”經濟生產活動創造的增加值。具體而言，“三新”是指：

• 新產業指應用新科技成果、新興技術而形成一定規模的新型經濟活動。具體表現為：一是新技術應用產業化直接催生的新產業；二是傳統產業采用現代信息技術形成的新產業；三是由于科技成果、信息技術推廣應用，推動產業的分化、升級、融合而衍生出的新產業。

• 新業態指順應多元化、多樣化、個性化的產品或服務需求，依托技術創新和應用，從現有產業和領域中衍生疊加出的新環節、新鏈條、新活動形態。具體表現為：一是以互聯網為依托開展的經營活動；二是商業流程、服務模式或產品形態的創新；三是提供更加靈活快捷的個性化服務。

• 新商業模式指為實現用戶價值和企業持續盈利目標，對企業經營的各種內外要素進行整合和重組，形成高效并具有獨特競爭力的商業運行模式。具體表現為：一是將互聯網與產業創新融合；二是把硬件融入服務；三是提供消費、娛樂、休閑、服務的一站式服務。

統計局一般于每年7月發布上一年度數據。2016年至2019年，該數據分別為15.3%、15.7%、16.1%和16.3%，處于穩定抬升狀態，其中，2019年較上年提高0.2個百分點，我們預計2020年繼續上行0.2%至16.5%，假設十四五期間保持年均0.2個百分點的上行幅度，建議2025年目標值為17.5%。

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

2018年3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廣東代表團審議時指出：“要更加重視發展實體經濟，把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制造、綠色低碳、生物醫藥、數字經濟、新材料、海洋經濟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作為重中之重，構筑產業體系新支柱。”李克強總理在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做大做強新興產業集群”。黨中央、國務院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提出了新定位和新目標，這意味著戰略性新興產業將會在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2018年11月7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戰略性新興產業分類（2018）》，明確了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范圍，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高端裝備制造產業、新材料產業、生物產業、新能源汽車產業、新能源產業、節能環保產業、數字創意產業、相關服務業等9大領域。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這一指標對于跟蹤我國經濟新動能、優化產業結構具有重要意義。可得數據顯示，2014年、2016年、2017年和2019年，數據分別錄得7.6%、8.3%、8.9%和11.5%，保持上行態勢且近兩年有所加速，預計2020年可達12%，假設十四五期間保持年均1個百分點的上行幅度，建議2025年目標值為17%。

城鎮化率

十一五以來，歷次五年規劃都會設定城鎮化率目標，十一五和十二五僅設定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目標，十三五同時設定了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目標，目標值分別為60%和45%，截至2019年末，兩項數據分別為60.6%和44.4%，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完成目標，而以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在十三五期間的年均漲幅，完成目標的難度不大。

近幾年，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年均增幅均超1個百分點，從其他各國城市化的歷史來看，當城市化率達到70%-75%左右時，城市化的進程將放緩，我國城鎮化仍有較大的空間，十四五期間將繼續推進城鎮化，建議2025年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目標值分別為65%和50%。

直接融資占比

資本要素改革是要素市場化改革的核心之一，今年4月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指出要完善股票市場基礎制度并加快發展債券市場，健全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增加有效金融服務供給，并堅持向市場化和法治化改革。

長期以來，我國融資結構失衡，存在間接融資占比過高，間接融資占比較低的問題，“深化多層次資本市場改革，擴大直接融資比例”一直是我國資本市場改革的要點，2017年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發展直接融資放在重要位置，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合法權益得到有效保護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要增強資本市場服務實體經濟功能，積極有序發展股權融資，提高直接融資比重”，2018年和2019年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均繼續強調“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從資本要素市場化改革的角度出發，我們建議十四五將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發展股權融資作為經濟轉型升級的重點之一，其對于完善企業融資方式尤其是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問題、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意義重大。

根據央行在今年一季度和半年度金融統計數據新聞發布會上的表述，金融市場為企業提供的直接融資方式一般有企業債、股票和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社會融資總規模中這幾項數值能夠代表直接融資規模，而三項加總占社融的比重可用于衡量我國企業的直接融資比例。直接融資比例分增量和存量兩個概念，從央行近兩個月季度的表述看，主要披露的是增量數據，即當年直接融資新增量占社融新增量的比重，我們也傾向于使用增量數據。

2002年以來，我國直接融資比例經歷了先升后降的過程，2002年至2010年間波動攀升，自1.5%上行至28.7%的歷史峰值，此后有所回落。2017年降至7.8%（主因2019年末社融口徑調整將歷史數據僅更新至2017年），2018、2019年緩慢上行，2019年末為12.2%，截至今年7月，今年直接融資占社融比重已經達到18.8%，提升幅度較大。結構上看，近幾年直接融資主要來自債券融資，2019年企業債凈融資達到3.24萬億，2020年前7個月債券融資合計3.6萬億，2019年股票融資為3478億元，2020年前7個月合計3677億元，而表外票據融資自2014年以來多數時間為負值，2019年為-4757億元，不過2020年前7個月合計2733億元，規模較大。我們預計2020年直接融資占比有望維持在18%左右，而十四五繼續推動資本市場改革的情況下，直接融資占社融比重有望保持年均1-2個百分點的提高，建議2025年目標值設定為25%。

資本化率

我們認為，未來政策將從強調提高直接融資和證券化比例到突出股權融資和資本化，通過資本要素改革進一步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發揮資本市場價值發現功能。可以使用股票市場總市值占GDP比重、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占GDP比重兩項指標度量資本化率。2019年，我國股市總市值占GDP比重為59.8%，假設今年名義GDP增速為3.3%，我們估算出今年截至7月末股市總市值占GDP比重為72.1%，預計今年年末有望穩定在70%附近，隨著資本化程度的加深，建議2025年目標值設定為80%。

社會融資規模中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的存量與GDP之比直接衡量實體經濟部門通過股票方式融資獲得金融支持的規模，2015年有數據以來，2017年達到階段性高點8%，2018、2019年分別為7.6%和7.4%，均小幅下滑，截至2020年7月，我們估算值為7.5%，預計今年有望維持在7.5%附近。十四五期間健全發展資本市場，尤其是擴大股權融資規模的情況下，假設可實現年均提高0.2個百分點，建議2025年目標值為8.5%。

十四五科技創新規劃目標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而科技發展將是我國實現這一轉變的重要引擎。十九大報告指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根據十四五規劃征集指引、十九大報告對科技領域的發展規劃等重要精神，我們建議在十四五規劃中把R&；D投入強度、基礎研究強度、每萬人口發明專利量、科技進步貢獻率和數字產業增加值等指標作為衡量科技領域發展目標的重要維度。其中前三者主要衡量我國在科技研發等原動力領域的投入強度及產出成果，后二者主要衡量我國對于科技創新成果的轉化能力。

研發能力

研發與試驗發展經費投入強度

該指標含義為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占比。根據十三五時期走勢，預計2020年末達2.2%，無法完成十三五規劃中由2.1%升至2.5%的既定目標，期間提升幅度約1%，目標完成比例僅25%。

從過去3個五年規劃來看，該項指標的平均完成度為55%，且目標漲幅逐步收窄，十一五到十三五的目標漲幅分別為0.7%、0.4%、0.4%。從國際橫向比較來看，我國目前研發投入強度位于全球中游水準，仍然明顯落后于日韓德美等國。建議我國在十四五規劃中以2.6%作為該項指標的階段目標，并持續在研發強度上追趕美國（美國2017年強度為2.8%）。

隨著經濟發展的重心逐步由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以及美國對我國科技封鎖力度的日益加強，中國企業亟待提升自主科技研發能力，建議政府出臺研發支出稅收倍增抵免、重點行業創新研究補助、研發設備折舊抵扣等措施對企業研發進行激勵，R&；D投入力度將加大，我們預計十四五階段可以順利完成該項建議目標，完成歷次5年規劃中在該領域的開門紅。

基礎研究強度

基礎研究強度是指基礎研究在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中的占比。R&；D經費支出中共包含基礎研究、應用研究以及試驗發展三個子項。其中，加強基礎研究是提高我國基礎創新能力的重要途徑，也是我國實現科技進步的必要條件。科技部部長王志剛也曾在征集“十四五”科技創新規劃時重點指出，要加強基礎和前沿研究，為世界科技發展作出中國貢獻。目前我國基礎研究強度僅為5.5%，過去10年增長幅度約1%。

從國際橫向比較來看，我國的基礎研究強度長期落后于國際發達國家，美歐韓日等發達國家基礎研究強度均是我國的2-4倍，研發強度、基礎研究強度雙雙顯著落后于發達國家的現狀亟待改變。

此前的五年規劃內均未涉及本項指標，為推動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我們建議在十四五規劃中以基礎研究強度作為科技領域發展的重要維度進行考核。建議2025年發展目標6.5%，力爭在未來5年實現過去10年的增長幅度，平均發展速度實現翻倍。

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

該指標指每萬人擁有經國家知識產權局授權并處于有效期內的發明專利件數，是國家自主創新能力的重要體現。

截至2020年6月，我國該項指標已達14.5件，預計2020年末將超過15件并超額完成十三五期間由6.3件升至12件的目標。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在過去10年間發展極為迅猛，10年平均增速超過20%。在經歷前期的高速發展后，十三五期間該指標同比增速已呈逐漸下降趨勢，預計十四五期間該指標仍將保持穩步發展但增速緩慢下行的發展態勢。建議十四五規劃中以每萬人口23件作為該項指標的階段目標，在該目標下，十四五期間指標同比增速將逐步回落至10%以下。

研發能力轉化

科技進步貢獻率

科技進步貢獻率是指廣義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即扣除資本和勞動之外的其他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2019年末該指標水平為59.5%，根據十三五期間走勢，我們預計2020年末將超過60.5%并順利完成十三五規劃中由55%升至60%的增長目標。十三五期間，該指標年均增幅約為1%。建議我國在十四五規劃中以65%作為該項指標的階段目標，繼續保持十三五期間的年均增幅穩步提升。

數字產業化增加值實現翻一番

數字產業化規模（增加值）包括電子信息制造業、基礎電信業、互聯網行業和軟件服務業增加值，是我國數字強國戰略落實以及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衡量指標。習近平總書記也曾多次指出應“加快數字中國建設，就是要適應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以信息化培育新動能”。為此，我們建議在十四五規劃中將數字產業增加值做為“數字中國”戰略實現程度的衡量標準并列入發展目標。

該指標從國際標準來看，主要體現為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行業的增加值規模。2019年，我國數字產業增加值達71000億元。十三五期間，我國數字產業增加值經歷了較為高速的發展階段，過去5年平均增速約11%。在此趨勢下，我們預計2020年數字產業增加值將達78000億元。從國際橫向比較來看，我國目前數字產業增加值的GDP占比在全球范圍內位于上游水平，僅落后于韓國與瑞典，小幅領先美國（2017年我國占比7.4%，美國占比6.9%）。

在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建設數字強國、發展數字經濟的背景下，我們建議在十四五規劃中把數字產業增加值列入科技發展目標，并力爭在2025年實現數字產業增加值翻一番，達到15.6萬億元。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對韓國領頭羊地位的反超，并鞏固相對于美國的競爭優勢。